核心提示《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孫冰｜北京報道藍領和白領的稱呼是“舶來品”，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前者通常指體力勞動者，在大眾印象中辛苦且收入低，而后者則是腦力勞動者，意味著體面和高收入。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于藍領和白領的認知也在發生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孫兵|北京報道藍領和白領被稱為“舶來品”，興起于美國20世紀50年代。前者通常指體力勞動者，在公眾印象中吃苦耐勞，收入低，而后者是腦力勞動者，意思是體面，收入高。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藍領和白領的認知也在變化。“月薪3500元可以招到大學生，但招不到藍領。”“送快遞的比收快遞的賺得多。”這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現象，其實都在發生。薪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反映供求關系。藍領和白領并存的背后，折射出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問題。當數千萬人的技能藍領缺口成為困擾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大瓶頸，當超千萬高校畢業生面臨史上“最難就業季”，當靈活就業人口超過2億，占總就業人口近30%…這意味著政府、企業和個人都面臨著時代帶來的新趨勢、新挑戰，當然還有新機遇。個人命運永遠是時代的注腳。藍領的未來在哪里？未來的藍領會是什么樣子？“新藍領”的崛起與制造業藍領的分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8億。今年2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21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數為7.465億人。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也顯示，截至2021年底，我國靈活就業人口已達2億，占全國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超過26.8%。雖然沒有藍領人數的官方數據，但企鵝智庫、中智咨詢等發布過中國藍領研究報告的機構常用的數據是:中國藍領人數超過4億，其中服務業約1.2億，制造業1億，建筑業近8000萬。白領的規模只有藍領的一半，在2億左右。可以看出，藍領群體的內部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過去藍領群體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不同，大量藍領群體正在向第三產業即服務業轉移。這些藍領，加上近年來新興的靈活就業、新業態的藍領，被稱為“新藍領”。他們也從事體力勞動，但與典型的藍領截然不同。有大量的代表性群體，如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一方面，藍領的社會號召力和認同感低于白領台灣 539，導致供給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藍領工人流向第三產業。因此，制造業的“用工荒”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是對非技術藍領工人而言。根據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到2025年，我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將達到近3000萬人，缺口率達48%。在制造業內部，藍領工人會被分為普通藍、深藍和尖藍。普藍是指沒有關鍵技能，主要靠純體力勞動獲得收入的藍領人群；深藍是指有一定技術能力的熟練藍領，是藍領階層的中堅力量；尖藍是指專業技能先進、經驗豐富的高端藍領人才。藍領人才的短缺也隨著技能要求的提高而增加。CIIC咨詢在其2022年3月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目前市場上高技能人才的招聘率長期保持在2以上，一些自動化、智能化相關的緊缺技能崗位的招聘率甚至在10以上。聯寶科技的青年工人我寧愿去送外賣，也不愿去當工人。年輕人將如何回答主席的問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小康集團董事長張興海關于大樂透開獎號碼“鼓勵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的提案上了熱搜，引發全民熱議。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在接受采訪時也表達了自己的不解:我真的不明白，現在的年輕人寧愿送外賣、送快遞、做保安，也不愿意進工廠，導致了中國制造業日益嚴重的“用工荒”趨勢。2016年，曹還抱怨說，房地產行業的高薪搶了工人，抬高了制造業的人力成本。“如果真的有老板愿意問我這個問題，聽聽我的真實想法，我可能會先帶他去做一個月的外賣，然后讓他在自己的工廠當一個月的工人，然后讓他們假設自己20歲，看他們會怎么選擇？”面對記者的提問，葛乾坤非常仔細的思考了很久，然后給了記者以上的回答。1995年出生的葛乾坤，16歲初中畢業后從河南老家來到深圳打工。他的第一站是在一家電子零件廠當工人。“那時候我沒學歷，沒技術，沒經驗。我只能在先進的工廠里擰螺絲，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拿兩千多塊錢的加班費。但我來深圳的目標是賺錢，最好是賺大錢。可是廠里收入太低，另一個沒救了。我覺得這份工作一眼就能看上，所以半年后就辭職了。”葛坤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一般工人是不可能有好收入的。只有成為關鍵崗位的技術工人，才能月入過萬。但是會有另外一個問題:你只能在這個圈子里工作。如果有一天你想離開這個城市，回到你的家鄉，而你的家鄉卻沒有這樣的職位呢？”葛坤說。葛坤說，雖然他很喜歡深圳，但他從未想過要在大城市扎根。他的打算是，賺個二三十萬在老家買套房，再給父母留點錢，然后做點自己喜歡的事。但要想“賺錢”，尤其是“賺大錢”，葛乾坤和深圳很多勞動人民一樣，肯定是想自己當老板的，所以他也打算做點小生意。“當時我們工業區門口有很多賣水果的攤位。我和他們聊了聊，覺得挺賺錢的。于是，我也買了一輛三輪車，開始賣水果。17歲那年，靠擺攤賺了一萬多塊錢。印象特別深刻。當時蘋果剛出，我就買了一部iPhone 5S。”葛坤說。但是好景不長。由于不再允許亂擺攤，葛乾坤的三輪車陸續被沒收。這個水果攤的“創業項目”不僅沒賺到錢，最后還虧了。然而，葛乾坤很快就看到了新的機會。“那個時候，外賣剛剛興起。買了電動車開始跑步。沒想到第一個月就拿到了9000多。從2016年到2019年，我的收入幾乎每個月都在萬元以上。2018年，我也買了人生第一輛車。”葛坤自豪地說。網上有人批評年輕人不應該做送外賣、送貨員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不利于個人成長。但是，葛乾坤不同意。他認為，雖然送外賣門檻低，但要做好并不容易。不是沒有技術含量，也不是無腦工作。“很多人向我尋求建議。如果我想送貨，我會告訴他們。如果我認為只要能吃苦就能賺錢，我會失望。我們站點120多個小哥哥，一般只有20%能月入過萬，淡季可能只有10%能月入過萬。”他說。雖然收入不錯，但葛乾坤還是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外賣不能送一輩子。”539一般順序雖然年紀小，但同事們都會叫葛乾坤“老葛”。也許他比他的年齡更成熟。2019年，葛乾坤決定開始嘗試做短視頻，做自媒體。“我一開始甚至不知道‘16∶9’是什么意思，但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努力半年，粉絲達不到5萬就放棄。”他說。葛坤說，他不認為這將是他一生中迄今為止最大的變化。短短幾年，葛乾坤成為全網粉絲過百萬的知名UP主——《葛更瘦》。記者還翻閱了“葛更瘦了”在自媒體平臺上發布的多條短視頻內容。大部分都是他作為一個在深圳打拼的外賣小哥，日常生活、工作、生活，以及身邊同事朋友的故事。“很多人并不是真的了解這個行業，所以當我看到一些我認為有意義的東西，我就會記錄下來。關注我的粉絲很多都是在深圳工作的年輕人，還有想買賣的人。我想從我這里知道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職業。”葛坤說。目前，雖然葛乾坤每個月從自媒體獲得的廣告和流量分成收入可以達到一萬多，甚至比來自投放的收入還要多，但葛乾坤還是有些焦慮。“我感覺自己被短視頻綁架了，不知道該拍什么。”葛坤還與記者交流了一些新媒體運營經驗。年輕人“長大”了，還會愿意進廠嗎？如果說葛乾坤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90后、95后的年輕人，那么劉一就是葛乾坤所說的那種和自己想法大相徑庭的80后。畢竟在他們這個年紀，面對上高下低的壓力，還有老婆孩子要照顧，自然會覺得責任更大，想的更多。劉一，黑龍江人，今年35歲。10多年前，他從老家到廣東打工，在深圳做服裝批發商，也開過小吃店。但當疫情來臨時，劉一的小吃店很難繼續經營下去，于是他和妻子來到東莞清溪鎮，在Luxshare旗下的一家電子廠打工。“這不是我第一次來工廠。之前在佛山一家燈具廠工作過，可以說和現在的工廠有天壤之別。”劉一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劉一工作的工廠主要生產華為5G基站和藍牙耳機等零部件。工作環境很好，管理比較人性化，工資在東莞比較高。“主要是這個企業還是挺有前景的。一些老員工已經在這里工作六七年了。達到一定水平后，他們一年能掙12萬元以上。”劉一說。但劉一告訴記者，他也是繞道找到這家公司的。據記者了解，工廠和求職者之間往往存在較大的信息鴻溝，一些中介和獵頭公司并沒有幫助雙方有效對接，而是以各種方式增加信息不對稱，從中獲利。“起初，我是被中介騙到東莞的。我第一次進廠是做派遣工。后來發現，雖然派遣公司承諾了更高的工資，但實際上會以各種理由扣掉，我拿到的工資就少了。此外，只有直接簽字的員工才能獲得晉升。于是，我從派遣公司辭職，回工廠應聘成了直屬員工。”劉一說。在工廠工作了半年后，劉一因為出色的表現被提升為生產線主管。她將負責一條生產線的管理，工資也增加了。然而，對劉一來說，目前的收入不能滿足他的期望。“我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我打算繼續做下去。但在工廠當工人，畢竟最多也就45歲左右。我得為未來的生活做打算。”劉一說，台灣獎牌數夫妻倆目前都在工廠上班，但他們仍然希望將來能找到一份小生意，然后在家鄉買一套房子。為了賺更多的錢，劉一每天下班后或節假日都會出去吃飯。“我在深圳跑之前，有過一些經驗。東莞夜宵的訂單很多。我每天專門跑夜宵，休息日偶爾也跑。不難，我也能掙錢。不跑單，可能就躺在沙發上刷個短視頻。還不如跑單賺錢。這一塊我比較熟悉，相當于去兜兜風。”劉一說。劉一告訴記者，他給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每天至少花掉100元，并且永不回家。這意味著一年后可以多賺三四萬。有了電子廠的工資，劉一說他能感覺到自己離目標越來越近了。“我到了這個年紀，又是戰斗之年。如果我現在不努力，將來會后悔的。如果我做得更多，我可以讓我的妻子和孩子過得更好。”劉一說。什么樣的工作是「好工作」？正如葛乾坤能理解劉一一樣，劉一說，其實他也能理解年輕人為什么不愿意當工人。“進廠特別不自由，有時候干不好還得挨罵。他們沒什么壓力，父母還小，沒錢花，就問父母要。”他說。葛坤說，也許當他成家生子，開始面對生活壓力的時候，他會選擇一份更穩定的工作，哪怕是他最不喜歡的那種不自由的工作。從工人到外賣小哥再到UP車主，葛乾坤雖然年輕，但通過自己的經歷或對身邊的觀察，已經了解了很多職業的酸甜苦辣，對職業選擇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你認為什么樣的工作適合年輕人？”記者問。“沒有年輕人愿意給自己的未來設限。我不覺得年輕人不喜歡枯燥的流水線，渴望自由有什么不好。想要自由，不是怕吃苦，而是自由意味著可能。沒有可能性，人生就沒有希望。怎么會有努力的動力？如果有一份工作讓我覺得愿意為之奮斗一輩子，那就是一份好工作，我很想找到這樣的工作。”葛坤回答道。“這個社會變化太快了。如果在工廠工作5年，可能很穩定，但是生活從宿舍到車間是兩點一線；但是你在外面跑五年，就能看到更大的世界。三年前我無法想象殺人。我可以在全網擁有過百萬的粉絲。”葛坤說。不過葛乾坤也承認，在這個時代，因為賺快錢的機會很多，人心浮躁，很多人對未來的期望很高，但現實中眼高手低，每天都在混日子。劉一認為每個人的立場不同，所以他對好工作的想法也會不同。“我們想要的是有更多的錢，被尊重，有能力過一輩子…但老板們想要的是工人年輕，好用，便宜，像機器人一樣可靠。”他說。無論藍領還是“新藍領”，主要來源都是農民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末，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925億人，2021年我國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4432元。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制造業平均工資為82783元。從2009年到2020年，制造業人均工資增長了2.1倍，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0.79%，略低于全部就業人員的平均增長率。在19個重點行業中，制造業平均工資排名第14位。制造業要成為一份能夠吸引年輕人和刮刮樂 ptt更多人才的“好工作”，還需要努力。藍領的未來能通向中產嗎？“只有藍領階層有機會成長為中產階級，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結構才能從金字塔型變成橄欖型。”早在2014年，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就提出了改變藍領群體社會定位的意義。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中國中產階級的標準是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之間，有車、有房、有旅行。無論是葛乾坤還是劉一，從純收入的角度來看，他們似乎都沒有遠離中產階級的收入標準；但如果把中產階級定義為生活條件和社會身份，那么他們似乎還很遙遠；他們打拼的深圳會極其遙遠，但如果按計劃回539大字到老家縣城也不遠。萬是合肥人，在安徽合肥一家工廠上班，收入沒有葛乾坤和多，但滿意度卻高很多。工作中的萬“剛進廠的時候，我可以說一無所有，但這八年來，我在這里結了婚，生了孩子，買了房。雖然我現在‘負債累累’，但這也是我八年來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萬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出生于1990年的萬之前曾離開家去外地打工。當他的家鄉也有大企業落戶，雖然工資比上海低，他還是毅然決定回家。2014年進入聯寶科技，擔任生產線工人。現在已經升任組長，屬于中層管理崗位。“人的一生很奇怪。你不知道什么時候會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當時我想工作，想找份工作，但我覺得我離不開這里。”萬龍半開玩笑地說道。萬龍說，他說服了25名親戚和朋友到他的工廠工作。“有很多人會考慮送快遞、送外賣，但我會告訴他們，現在廠里的工作環境很好，沒有想象中那么亂，還能有吃有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廠工作，你會有空的學習和晉升空間。通過學習技術，積累經驗，你會越來越有價值。”他說。業內普遍認為，沒有一技之長，從事低端重復性工作的普藍，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機器一代”；深藍、尖藍這種需要一技之長的，隨著中國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智能化轉型，需求會激增，也會帶動藍領工人整體向技能型轉型，從而獲得高收入、躍升中產的可能。在萬的工廠里，很多簡單重復的一般性工作已經被機器人取代，企業也提供了很多培訓升級的機會，鼓勵工人向技能型人才、高級技能型人才轉型。這些關鍵崗位的工資可以和當地白領媲美。
